一稿六投，我只是以自己的文章為媒介，讓鴻溝對岸、高牆兩側的人至少有一個可以共同爭吵的文本，就譬如第一隻從水草深處竄出的鴨子，會引出所有獵人的槍。至少槍聲一響，獵人躲藏的位置就明白了。

這一年多來，我的每一篇文章大致都在六個地區刊出：臺北、香港、新加坡、吉隆坡、中國和美國。自認為比較重要的文章，譬如“為臺灣民主辯護”或是紀念“六·肆”、評論“七一”的文字，還會同日同步刊出。唯一的缺口，通常是中國大陸，但是當言論超過GONGCHAN黨所容許的尺度，不能見諸平面媒體時，網絡版會徑自流傳。

這是所謂“全球同步刊出”了，我們能說這是全球化的表象嗎？

恐怕恰恰相反。

全球化的核心定義之一是，無障礙的運輸使得貨物、人才、勞務、知識等等不再有任何國界的屏障，暢通無阻。但是一稿可以六投，其實在昭告世人，這六個地區之間有一堵又一堵的高牆聳立：新加坡和吉隆坡是同一歷史源流的兄弟，但是一水之隔，報紙是不能過境的。香港和臺北，共有殖民的經驗、戰爭離亂的傷痛、一國兩制不兩制的掙扎，彼此卻不讀彼此的報紙。臺灣和大陸，從一八九五到二○○五，將已是超過一整個世紀的背棄、割離、反目，甚至在戰爭的邊緣。高牆在人們的心裡深植。

在歐洲用外文寫作時，給“法蘭克福匯報”的文章，可以有瑞典文版在斯德哥爾摩發表或者法文版在巴黎刊出，但是不可以在同一個德文圈裡在奧地利的維也納或是瑞士的蘇黎世發表，因為，這三個德語國家之間，貨物、人才、勞務、知識，是暢通無阻的。法蘭克福的知識分子會讀蘇黎世的報紙，維也納的市民在街頭隨時可以買到德國和瑞士的雜誌。我，在一個語文圈裡不可能一稿三投。

但是在廣大的華文世界裡（真的廣大，它佔全世界的四分之一還多），專心地一稿六投。為什麼？

我心中有一個憧憬：有一天，每一個重要的華文報紙，北京上海的、吉隆坡新加坡的、臺北香港的，都有一個“華文城市藝文活動”專頁。臺北人會專程挑一個週末飛上海去聽崑曲，北京人會到臺北去看“雲門”和“優人神鼓”，上海人會為了藝術節而去香港，香港人會把新加坡濱海中心的戲票當做生日禮物送人，吉隆坡的小說作家會到北京發表新書，而紐約和舊金山的漢語詩人會在亞洲巡迴朗誦。

我更憧憬華文世界產生自己的獨特“語境”，從而與其它四分之三的世界對話，對人類的整體社區有所貢獻。但是能夠產生自己獨特語境有一個先決條件：文化的成熟與煥發。當華文世界本身是一個割裂支離的、失語失憶的、任由意識形態宰制而各自耽溺的不成其為華文世界的散體，那個共同而又獨特的語境何由產生？

每回讀到大陸論辯文字，總有無限感嘆：不論是新左與自由主義的辯論，或是文化保守主義和政治自由的爭執，或是對現代公民社會的探索以及對民主政治的陷阱的察覺等等，兩岸不同階段的摸索、跌倒、掙扎，有太多痛苦的經驗可以交換了，交換，可以省掉多少時間的浪費、感情的虛擲和憤怒的無謂啊。眼看著香港的長毛議員拿著紙做的菜刀在立法會演出而搶佔報紙版面，也有一份焦急：香港人，為什麼你偏不跟臺北人闢室深談，瞭解一下民粹主義究竟是怎麼興起的？

一稿六投，我只是以自己的文章為媒介，讓鴻溝對岸、高牆兩側的人至少有一個可以共同爭吵的文本，就譬如第一隻從水草深處竄出的鴨子，會引出所有獵人的槍。至少槍聲一響，獵人躲藏的位置就明白了。

那，也是一種對話吧。

原載： （20041029）